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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高法[2020]3号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》。

律师明知系虚假诉讼，但没有参与组织、策划、指挥虚假诉讼等行为，仅接受委托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，属于职业违规，不能以虚假诉讼罪共犯论处，其在诉讼过程中另有行为触犯刑律的，以其行为的具体性质论处。

附：浙高法[2020]3号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》原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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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张明楷《虚假诉讼罪的基本问题》（《法学》2017第一期）。

“捏造的事实”必须是足以对民事诉讼的程序（包括应否受理）与裁判结论产生影响的事实，换言之，“捏造的事实”必须足以影响公正裁决。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：一是足以使法院作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公正裁决；二是足以影响作出公正裁决的诉讼程序(如导致法院审理原本不应受理的案件)。如果行为人捏造的事实并不对公正裁决产生任何影响，就不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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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张明楷《虚假诉讼罪的基本问题》（《法学》2017第一期）。

一种观点指出：“‘捏造的事实’，是指凭空编造的不存在的事实。如根本不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，从未发生过的商标侵权行为等。如果民事纠纷客观存在，行为人对具体数额、期限等事实作夸大、隐瞒或虚假陈述的，不属于这里的‘捏造’。”换言之，在双方确实存在民事纠纷时，一方当事人为了达到不法目的，故意篡改其中部分事实的行为，如夸大借条的借款金额、篡改侵权行为的发生时间等（即所谓“部分篡改的虚假诉讼”），不属于刑法规定的“捏造的事实”。

张明楷不赞成这种观点。首先，“部分篡改的虚假诉讼”，同样侵害了司法过程的纯洁性，因而妨害了司法秩序。事实上，在许多情况下，行为人基于完全捏造的事实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时，法官反而容易识别，因而对司法秩序的妨害可能并不严重；反之，在确实存在民事纠纷的情况下，对行为人所提起的“部分篡改的虚假诉讼”，法官可能更难查明真相，因而更加浪费司法资源，对司法秩序的妨害更为严重。其次，行为人“部分篡改”重要或者关键事实，与凭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，对裁判结论产生的影响可能完全相同。不管是全部捏造的虚假诉讼，还是部分篡改的虚假诉讼，都可能成立虚假诉讼罪。

但是，浙高法[2020]3号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》认为：“部分篡改型”行为不构成虚假诉讼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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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（2016）最高法民申733号-民事判决书。

董事长虽不一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，但根据《公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，故其对外实施的行为更能引起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。尽管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公章为私刻，但结合其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，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产生合理信赖，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，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，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。

附：最高法院《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相关条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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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《东方法学》2020年第1期。

观点一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秘密窃取他人财物，构成盗窃罪；观点二：支付宝账户属于信用卡，构成信用卡诈骗罪；观点三：冒用他人名义，通过花呗获得贷款，属于签订合同，构成合同诈骗罪；观点四：构成普通诈骗罪；观点五：花呗服务商是适格的小额贷款发放主体，属于金融机构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客观上冒用他人花呗骗取花呗服务商贷款，属于贷款诈骗罪；观点六：如果账户所有人已经开通花呗，则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盗窃罪；如果账户所有人没有开通花呗，而是被告人冒名开通花呗，则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。

张明楷观点：贷款诈骗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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